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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融“读史”“识史”“用史”于一体的史学实践，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范式。其革命性集中体现在：“读史”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立场，通过阶级分析破除“帝王家谱”式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实现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性继承；“识史”层面，坚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深度结合，创立了作为中国化唯物史观的“人民史观”；“用史”层面，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则，实现历史认识从理论智慧到革命与建设方略的创造性升华。毛泽东的史学实践代表了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原点”，其蕴含的以人民为主体、立足中国实际、坚持批判性继承、注重实践转化等方法论原则，至今仍对建构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示范价值和深远启示意义。
Abstract：Guided b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o Zedong integrated "reading history", "understanding history" and "applying history" in his practice of studying history, pioneering a new paradig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ts revolutionary nature is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At the level of "reading history", he adhered to the fundamental value stance centered on the people, pierced through the fog of the "royal genealogy"-style narr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by means of class analysis, and realized the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At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history", he insisted on proceed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ese history,deeply integrat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established a Marxist "People's View of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level of "applying history", he upheld the principle of unify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realized the creative sublimation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from theoretical wisdom to strategies for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approach and methodology of Mao Zedong's practice in studying history not only mark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the principles contained therein—such as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main body, basing on China's reality, adhering to critical inheritance,and focusing on th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ory—still have great exemplary value and far-reaching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historiography, to this day.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另外，据统计估算，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类典籍中，史学类典籍占比高达41.85%。参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参见：谢辉元：《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创造性贡献》，《毛泽东研究》2024年第2期；李杨、黄学：《毛泽东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2024年第1期。
(1)参见：任梦希：《湖湘文化与毛泽东史学思想》，《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记录和解读毛泽东的读史批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
(2)参见：黄令坦：《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黄令坦：《毛泽东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李景源、赵凤岐：《论毛泽东的历史观》，《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87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1)北京市历史学会编：《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2)《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
(3)班固：《汉书》，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94页。
(4)《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87页。
(5)吴光：《天下为主——黄宗羲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2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8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
(8)司马迁：《史记》，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6页。
(1)《毛泽东年谱》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5页。
(2)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120页。
(3)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的“四蔽”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难”是：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参见：《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8—501页。
(4)谭元亨：《中国文化史观》，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05页。
(5)张笑川：《中国社会史导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99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页。
(7)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0页。
(8)《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9)侯俊智：《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10)侯俊智：《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1)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5、44页。
(2)《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
(3)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16—19页。
(4)《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0页。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4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7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
(3)《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45—146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1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6)《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87页。
(9)毛泽东在阅读《史记》时曾以“一误”“二误”作为批注，概括秦末农民起义失败原因，强调陈胜所犯的两个关键错误在于成功之后忘本以及重用奸佞之徒。参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
(10)[美]埃德加·斯诺著，王恩光译著：《斯诺眼中的中国》，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2)张越：《“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092
引用信息:
[1]许可.毛泽东史学实践的方法论革命[J].长江论坛,2025,No.195(06):5-15.
2025-12-15
2025-12-15